1950年，男子携皮箱纳税时被捕，牵出1年前谍报天才被害案真相
1950年3月30日，上海货物税局沪北稽征所里来了一位中年男子，这名男子提着一个旧皮箱，并向当天值班的工作人员说自己是来纳税的。
工作人员问他为何来纳税，那人就说自己是卖通讯器材的，最近有一批器材到了，所以来纳税。于是，工作人员便提出要查看他所卖的通讯器材。
这男子打开了皮箱，待工作人员看到里面的东西后，他们提高了警惕。因为，这名男子皮箱里的通讯器材是无线电台。于是，这名工作人员让眼前的男子暂时留在稽征所里，然后他联系了懂通讯器材的同事。那位同事来了之后一看，这不就是军用电台吗？
若他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为何会买卖军用的器材？稽征所的工作人员们都觉得眼前的男子十分可疑。
为了查清此事，他们便继续询问这名男子。
这名男子说自己叫李成志，他是国民的“在乡军人”，建国后已经去公安局登记过了，现在就以买卖通讯器材为生。
稽征所的工作人员追问他之前在国民党中是做什么的，李成志的回答有些含糊其辞。于是，稽征所的工作人员将他控制在房间内后，就给上海市虹口公安分局打去了电话。
展开剩余94%虹口公安分局的警员了解情况后，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了分局局长。局长立即召集分局的干部们开了一个会，会后，公安分局派了两名侦察员前去稽征所对李成志进行调查。
侦察员们和李成志见面后，他仍是坚持之前的说法，说自己只是一个做生意的商人。而后，侦察员们对他进行了思想教育，并一再询问他皮箱里这台军用电台的来历。
李成志最终在侦察员们的连番审问中败下阵来，他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那台电台的来历。
李成志，原名李树林。他之前在负责刺探情报、进行反“间谍”工作的国民党“军统”中工作了10年，自1947年起在上海经营商报电台。
1948年，李树林和二厅上海电监科主任科员唐跨凤关系密切，他们二人后来一同经营着这个商报电台的业务。1949年秋，这二人的非法电台还被公安部门的执法人员勒令停止过，但他们却不服从国家的管制，还计划着进入军统潜伏谍报组织，不过他们的计划落败了。
李树林见已经无法逃脱，便交代了全部事实，公安机关也在他的住处找到了一批军用通讯器材。公安局也传讯了唐跨凤和李树林所交代出的一个叫林杰的人。
唐跨凤见事情败露，只得交代了国民党1947年败退后继续派保密局、“国防部”秘密监测我党各地电台的事。
而在1949年，我党的谍报天才李白牺牲了。所以公安机关认为，唐跨凤所说的国民党监测我党各地电台一事应该与李白被害一案有关。
那在1949年，李白同志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随着问询的进行，一年前的这个案子也逐渐清晰起来……
李白，原名李华初，曾有化名李静安。李白同志于1910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小乡村中。他的父母虽是农民，却没有自己的田地，只得靠卖纸为生。而李白是家中的长子，他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因为家中经济困难，李白读到小学三年级就离开了学校。后来，他又去了染坊做学徒，以补贴家用。
革命的浪潮很快席卷到了浏阳县，当地的农协和儿童团一成立，李白就报名参加了。在参与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李白也渐渐长大，并于15岁时光荣入党。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白所在的湖南省也发生了“马日事变”。在那些时局动荡的日子里，李白的信念更加坚定。当得知家乡张坊的地下党组织要组建农民武装队伍时，李白积极响应了党组织的号召。他还冒着生命危险挨家挨户地向农民们宣传开展武装斗争、赢取革命胜利的思想。
在李白和地下党组织成员的努力下，次年7月，一支张坊农民赤卫军建立起来了。这支农民武装部队也和红军战士们一起，取得了武装暴动的胜利。
而后，李白也因在革命斗争中优秀的的表现而受到了青少年们的拥戴，他被大家推选为少年先锋队队长，并在同年9月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
1930年，李白又收到了县苏维埃政府发来的配合红军攻下长沙的命令。年强的李白便与家人辞行，跟着红军队伍来到了长沙。但因为敌人早就建好了防御工事，且我方在人数上处于劣势，此次攻占长沙的战役失败了。
其后，李白又跟着红军部队去到了江西，继续进行革命。
第二年6月，李白被选中派往红军总师，并进入到了无线电培训班中学习。进入培训班后，李白如饥似渴地学习无线电知识与技能，成了大家口中“不知疲倦的人”。他后来还被选为无线电班的班长和党支部委员。
一年后，紧张的学习生活结束，优秀的李白被调到五军团十三军无线电队任政委。坚守在无线电通讯岗位上的李白，还为党的反“围剿”斗争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红军长征开始后，李白也要跟着部队转移。他在出发前告诉无线电队里的同志们：
“电台是全军团几千人的耳目，我们要视电台重于生命。”
在红军长征的路途中，无线电队的同志们时刻谨记着李白的话，而“电台重于生命”也成了他们所遵循的信念。就这样，他们带着电台走过了长征之路，保证了红军队伍与总部的通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白已是红军电台的台长。为了利用好无线电台这一有力的通讯“武器”，党中央派李白去上海秘密建立电台，同时负责收集日军的情报。
1938年，上海的秘密电台建好了，但李白在使用电台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首先是电台的功率问题。李白在使用电台时，由于这部电台的功率十分不稳定，所以其功率的变化也会影响邻近人家家中的电压。这就导致只要李白一发报，附近的电灯就会时暗时亮。
李白便自己动手，将电台的功率从100多瓦改到了10多瓦。后来，他使用电台时终于不会导致周围住户家中的电压跟着变化了。
而且，为了使无线电工作进行得更加隐蔽，他常在深夜或是清晨工作。为了不暴露自己按键的声音，他还会在电键的接触点上贴一张薄薄的纸片。
1939年，上海地下党领导人龚饮冰、马纯古为了进一步掩护李白，准备派一名女党员扮做李白的妻子去他所在的地点工作。而这名女同志就是裘慧英。
年仅21岁的裘慧英当时在纱厂做女工，收到这一命令后，她有些期待。因为裘慧英听说对方是个“老革命”，参加过不少的斗争，她的心里便有些敬佩这个即将见到的男同志。
但等裘慧英见到李白后，她却有些失望了，裘慧英后来回忆初见李白时的感觉：
“等见到接头的人，我大失所望。因为站在我面前的人穿着长袍、戴着眼镜，清秀的脸庞带着几分神秘的色彩，我看不惯！因为在厂里，只有资本家才穿长袍。”
就因为李白一副“资本家”的打扮，裘慧英还在与他接头后的当天去找了自己的上级马纯古，让他给自己换个任务，她不想和“资本家”住一块儿。
听完她的想法，马纯古笑了，并告诉她：
“搞地下工作要是连自己人都瞒不住，还怎么瞒住敌人？”
裘慧英还是带着一丝疑惑回去了。当她到达李白的住所后，才发现这哪里是“资本家”会住的屋子。因为屋子内陈设简单、四面墙上空空如也，可见李白一心扑在革命上，并不追求奢侈的生活。于是，裘慧英对李白的态度才恢复了正常。
裘慧英之所以会对李白有“偏见”，与她的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出生在农民家庭的裘慧英从小就过惯了苦日子，15岁参与革命的她见过了许多资本家欺压民众的事，所以对这类人很是反感。
两人之间的误会解除后，裘慧英便全心扮起了李白的“妻子”。
在两人搭档的过程中，裘慧英渐渐了解了李白的身世，知道两人的遭遇如此相似之后，裘慧英对这个优秀又稳重的同志产生了好感。
李白发电报时，工作的那间屋子的门窗都要关严，以免旁人听到了里面的声音。所以夏天的时候，在里面工作的李白常常被汗水浸湿了衣服也顾不上去擦。
裘慧英一直都在门外“放哨”，她没在李白工作时进去过。一次，她很好奇李白是怎么发电报的，便进去小屋里待了一会儿。她没想到小屋里会这么闷热，裘慧英问李白：“你不热吗？”
李白说：
“只要工作顺利，我的心就会很凉爽，也就忘了天热了。”
此后，为了让李白工作时感觉凉爽一些，裘慧英便买来了一把扇子，她就坐在旁边给他扇风。
而李白也对裘慧英照顾有加，两人虽表面上是“夫妻”，但李白对裘慧英却很绅士。他们在工作上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两人的心里，也似乎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
就在他们相伴一年后的1940年12月，李白和裘慧英都明确了对对方的感情，他们经党组织批准成为了真正的夫妻。
一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的西方租界区，也加紧了对上海所有秘密电台的侦察。1942年9月，李白的无线电信号被日军发现，日军很快就锁定信号的来源为李白和裘慧英的住所。
当时，裘慧英在门外看到了向他们这儿赶来的日军，她急忙告诉李白，情况有异。李白赶紧将手中的最后一封电报发完，然后在电报的结尾加了三个“再见”以告诉战友，他遇到了危险。
随后，日军冲进了他们的住所，将李白和裘慧英逮捕，屋里的收报机也被翻出并随他们一起被带走了。
日军对李白夫妇施以各种酷刑，但他们早就约定好，宁肯牺牲自己也不出卖组织。于是，日军在他们这儿什么也没问到。
后来，日军只能将不懂如何发电报的裘慧英放了。他们又找来了无线电专家对李白的电报机进行检查，结果这个专家却说这不是电报机。原来，李白为了掩护自己的工作，也为了工作能更方便的开展，他在一个收音机上缠上了小线圈，就这样做成了一个收报机。
原来，知道自己暴露后，李白一边藏起发报机，一边将收音机上缠的小线圈取下来了。如此一来，这就是个普通的收音机了。日军请来的专家面对眼前的收音机束手无策，而李白又坚称自己与共产党无关，敌人也拿李白没办法了。
为了营救李白，地下党员潘汉年动用自己的关系，将李白的关押地点换到了汪伪76号特工总部，还找到了特工总部里的负责人胡钧鹤帮忙将李白救出。
胡钧鹤曾是共产党员，后来他在国民党的误导下以为党组织将他开除而叛变了。但胡钧鹤到了国民党那边后立场并不坚定，他仍和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潘汉年便通过他成功将李白救了出来。
李白获释后仍然被日军监视着，党组织便有意派他去前线进行无线电工作。但在他出发之前，胡钧鹤找到他，让他为汪伪政府服务，帮他们联系重庆那边的同时也帮他们维持和在延安的党中央的联系。
李白当时已经无法离开，便同意了。
当李白重新和延安那边恢复联系时，他们都高兴不已，一个报务员激动地说：
“老李真行，用敌人的电台又干起来了！”
李白随后利用国民党的电台秘密为党秘密传送日伪政府和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
后来，国民党方发现自己的情报老是泄露，便有心查查是谁对我党透露了他们的情报。于是，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就开始了，李白也因为这场斗争再次被关押。但幸运的是，李白在狱中并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所以他不久后就被释放了。
抗战胜利后，李白又回到了上海继续无线电工作，在这期间，他和裘慧英的儿子李恒胜出生。他也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期间因及时将情报发出而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但国民党方的情报泄露也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他们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寻找李白所在的发报地点。
为了进一步确定李白的位置，国民党还在上海实施了分区停电的办法，最终，李白的位置暴露了。
很快，国民党军的军警就将李白的住所包围了。李白在发完这封电报后将发报机藏好，并将写有密码的文件全部撕毁冲进了下水道之中。
敌人最终还是找到了发报机，并将李白逮捕了。自从被捕后，敌人就对李白展开了连番审讯，整个审讯过程长达30多个小时，敌人也动用了30多种刑具。李白被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好几次，但他始终没有说出我党的情报。
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和党中央设法营救李白出狱，但这次，国民党不愿轻易放人了，他们认定李白就是向我党发送情报的重要联系人。
1949年4月，李白被押到了蓬莱路警察局。想到几个月没见的妻子和儿子，他心中的思念涌起，便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在狱中一切都好，让她放心。
后来，裘慧英能去警察局看望李白了。同年5月7日，裘慧英见到李白时，他的双腿因为遭受酷刑而骨折，身上的伤口也还在发炎。裘慧英心痛不已，并告诉他，全国就要解放了，一定要活着出来，儿子还一直等着他回家呢。
李白十分平静地对妻子说：
“革命即将成功，我无论生死，总是觉得非常愉快和欣慰的。”
裘慧英与李白分别后，她本想着革命要胜利了，丈夫应该也能获释。但她不知道的是，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毛森将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12名地下党员秘密押到浦东戚家庙杀害了。
李白就这样在离上海解放只有20天时牺牲了，年仅39岁。
5月27日，上海迎来了解放。李克农便发电报给上海市市长陈毅以寻找李白的下落，他本来已经向党中央推荐李白任新中国的邮电部部长了。
陈毅接到电报后，给上海市公安局发去了查找李白下落的文件。但因为裘慧英也不知道李白在哪里，所以公安局专门派人和裘慧英一起寻找李白。
他们在询问群众后得知，20天前在戚家庙那里发生过国民党枪杀犯人的事。
于是公安局的人对戚家庙一地进行了探查，并在那里挖出了12具烈士遗体。这其中就有李白。
李白的遗体伤痕累累，身上还有多处中弹，可见国民党特务的残暴。
同年8月，中共上海市委为李白和这些烈士们举行了追悼会，并将他们安葬在上海龙华公墓。
陈毅得知李白牺牲后十分痛心，他当即要求成立专案小组，以找到李白被捕一案的凶手。愤怒的民众也在得知有“谍战天才”之誉的李白牺牲后纷纷向公安局寄来线索。
8月27日，上海卢湾公安分局局长吴萍发现了一份国民党警察局中的《邀功报告》，报告中写有：当晚查获共产党秘密电台一座。
其后，专案组又从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奖惩通报。其中写有“破获谍台有功”几个字。
而这两份文件中涉及的国民党官员史致礼、强元贵都被公安局拘留，但他们并不知道抓捕李白的凶手是谁。
1950年3月30日，上海货物税局沪北稽征所里来的那位中年男子，经上海市公安局查证，是国民党军统中的李树林。
在李树林的交代下，与他一同策划过参加军统潜伏组织的唐跨凤被捕，和唐跨凤同在国民党上海电监科中任职的林杰也随后被捕。在公安人员的思想教育下，他们交代出了当年同在电监科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徐鸣秋。
原来，国民党上海电监科是国民党在1947年接连遭遇败战后所成立的部门，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侦察员徐鸣秋。而在解放后，徐鸣秋竟然隐瞒了自己罪恶的过去，混到了解放军中。
不久后，解放军南京军区收到一封检举信，信中说华东航空处干训大队教官徐某十分可疑。专案组的成员们便根据这一线索找到了徐某，而他就是徐鸣秋。
经过审讯，徐鸣秋交代了破坏我党两处电台的元凶：叶丹秋。
同年9月，叶丹秋被捕。而李白遇害一案也终于真相大白。
1948年，叶丹秋来到上海谍报机关任职后逐步掌握了我党发报人员的情报。国民党谍报机关从美国买来更先进的信号监测设备后，查探到了李白的发报机信号，李白同志的位置就此暴露。
他们在12月29日夜将李白同志逮捕，而叶丹秋也因此受到了国民党方的嘉奖。这便是公安机关人员之前查获的《邀功报告》和“奖惩通报”中所说的事。
证据确凿，1951年1月，叶丹秋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涉案的另几名犯人也分别被判刑。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纪念谍报天才李白。
深入敌区、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战士李白，也将永远被后人所铭记。
发布于：天津市